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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丨夏晓虹：我所经历的北大留学生楼陪住
作者档案
作者入学时证件照
夏晓虹，安徽省和县人，1953年生于北京，下过乡务过工。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84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为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女性生活与社会文化。
原题
我所经历的北大留学生楼陪住
作者：夏晓虹
原载《同舟共进》2019年第3期
【缘起】
我是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届大学生，1978年春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第二年即被派去留学生楼陪住。这个日期在我们班长岑献青的日记中有明确记录，即1979年3月6日：“部分同学被抽调到留学生楼陪住，其中有：郭小聪、高小刚、刘德联、刘志达、查建英、龚玉、吴北玲、王小平、张继凌、夏晓虹、杨柳、郭丽平、郝秀竹、沈楚瑾、宋红、江锡铨等。”（《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其中男生5名，女生11名，这应该是我们班陪住人数最多时的名单。而全班总共48人，也就是说，1/3的人去了留学生楼。
上述同学中，除了张继凌与江锡铨，都是北京同学。而首选北京同学陪住，估计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北京同学说话语音应该更标准，但其实未必，北京话也是方言，并非普通话，所以，普通话说得好的外地同学也有可能增补进来；二是北京同学周末一般都要回家，这也可以给留学生同屋留下一点自己的空间。
当时北大的留学生集中住在学校南门附近的两座楼，女生在25楼，男生在26楼。两楼中间的一处是开水房，留学生食堂位于26楼东北。按照《北京大学纪事（一八九八—一九九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的记载，1978年9月，来自五大洲24个国家的71名留学生入学。我陪住的两年半间，留学生人数应该没有大的变化，估计在400人左右。
若向前追溯，北大接受留学生始于1952年9月，由于那年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14名东欧学生最先确定转到北大。不过，“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的名称没用多久，当年10月，教育部即批复北大的呈文，因学生成分已有改变，准予定名为“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这个专修班的首位主任，是由时任北大教务长的周培源先生亲自兼任。而第二年3月，学校教务处统计1952～1953学年第二学期学生的注册人数，外国留学生已达285人（参见夏红卫、孔寒冰《“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总序》，舒衡哲口述，贺桂梅、倪文婷访谈《回家的路 我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一八九八—一九九七）》上册），可见增长之快。
而由于进入留学生楼陪住，有了个人相对独立的空间，我开始记日记。至今保留下来1979年9月24日至1980年6月18日不足一年的记录，这也是我大学期间唯一写下的两本日记。因为疏懒，虽然陪住未结束，我的日记仍无疾而终。所以，具体何时离开留学生楼，搬回到我原先的女生宿舍，目前还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在1981年夏季暑假来临前的7月。也就是说，大学四年，有一大半的时间，我住在留学生楼里。到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
陪住的第一个学期，我的同屋是英国留学生黎蔚如。她是华裔，原籍广东，所以会说粤语。她本来有一位76级的工农兵学员同屋，但因为要在暑假前完成硕士学位论文，黎蔚如希望换一位水平更高的中国同学帮助她，经过考试入学的77级同学自然最合适，我于是进入留学生楼。黎蔚如在夏季回国后，我接着转为美国留学生范雅卿（英文名Anna Fan）的同屋。安娜也是华裔，但和黎蔚如不同，他们家里不说汉语，因此，她的中文程度并不比其他留学生高明。安娜本来只想留学一年，但后来延长了一年。1981年夏从北大毕业后，她转到中国科学院教英语。
陪住制度应该是“文革”中已经开始，但具体年分还有待确定。大多数留学生对陪住并不拒绝，甚至会认为可以有更多机会学习中文，并通过同屋了解中国。当然，也有一些留学生没有同屋，他们或者是和家眷同住，或者身份已经是教师。但实际上，管理留学生的“留办”（“留学生办公室”的简称）是希望所有留学生都有中国同屋的。因为有一位美国学生曾拒绝陪住的安排，说她不习惯和别人同住，留办仍要求她写个情况说明。
虽然“陪住”这个词留办也在使用，但他们并不满意和认同。记得一位老师表示过： “我们本来是主人，'陪住’不是反客为主了吗？ ”不过，这也没办法，显然是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语。反倒是留学生中通行的“同屋”， 在欧美学生口中，更使用了带有昵称意味的“roomie”，让中国同学觉得很舒服。
1981年春，作者在北京大学南门
【突发事件】
陪住期间，留学生中发生过一些不大不的事件，值得一说。
1979年12月6日，发生了留学生声援柬埔寨难民的事件。由于红色高棉1975年掌权后，失去民心，越南乘机侵入，数万难民涌入泰国，在边境一带集聚，境遇悲惨，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中国的报纸也有相关报道。因此，47个国家338名留学生签名的声明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到三角地布告栏，引来了大批人观看。
参与的留学生们对这次活动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先经过三次讨论，拟定了四点要求， 征集了2800多元捐款。6号下午，他们又派出25人作为代表，兵分三路，把声明和捐款送到各相关国使馆和中国外交部等处。由于安娜全程参与，我的日记对此事件也做了详细记述。
从组织讨论开始，留学生们的态度已表现出很大不同。有的签名也捐钱，有的只签名不捐钱，有的二者都拒绝。其中最热心的是欧美同学。比如我的同屋安娜，她虽然说自己钱不够用，却还是捐了 10美金。最激烈的是高小刚的美国同屋李聪仁（斯科特•克莱门斯），“打定主意想去泰柬边境，做人道主义救援”，“行李都打好了”，是哈佛博士费能文和其他几个留学生整夜和他谈话，才把他按住（高小刚《陪住》,《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
不过，美国同学中也有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者，如张继凌的同屋欧凯妮，据说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从来不看报。她去参加过一次讨论，得出“这样的讨论不会有什么用”的结论，从此不再参与。杨柳的同屋是意大利学生，也去开过一次会，回来说：“美国人很奇怪，他们的国家打了别人的国家，他们又为这个国家出钱。”她对此事也不热心，说：“可能美国人比较有钱吧，但是我没钱。”日本学生我只记录了佐佐木蓉的说法，因为我觉得她的表述很有意思。她说，没有看报，不知道柬埔寨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不能签名；不了解情况就给钱，是不负责任——这样说也很有道理吧。
去送捐款和声明的过程也很有趣。安娜所在的那组六个人，先后去了美国、泰国和越南大使馆。美国大使接见了其中三人。到泰国使馆也很顺利，见到了一等秘书。留学生代表提出，有些同学想去泰国帮助难民。 其时，我的同屋安娜也想过利用寒假到泰国做志愿者。但一等秘书说：“如果你们是医生或护士，我们欢迎；如果不是，我们不希望你们去难民营。”最难办的是越南使馆。 里面的人拒绝接受他们的声明，他们把声明扔进使馆，那人又马上扔出来，留学生们只好悻悻离去。最后走到联合国救济开发署驻华代表处，把捐款交给了他们。而在学校讨论时，曾有瑞士留学生提出，应当把钱交给设在瑞士的红十字会，但其他同学不同意。到苏联使馆的交涉则是另一番情境。不接受声明的大使馆人员，却问他们是哪个国家的留学生。留学生们极力想把话题拉到难民问题，此人故意回避，转而大谈苏联如何好， 鼓动留学生去苏联学习，说我国会提供很好的待遇。留学生们很生气。
无论这个活动有无结果，我对这批热心的留学生都心存好感。以前读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其中称赞白求恩“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本来以为这种精神只有极少数先进者才能具备。但在我身边的留学生身上，我看到了 “国际主义”已经成为基本的素质与情怀。
还有一件事也留下了印象。一位日本同学没有请假，私自跑到山东某海滨城市旅游。拍照时，镜头涉及军事禁区，被认为有搜集情报嫌疑，送回北京。留办准备给予遣返回国的处分，后来大概查实乃无心犯过， 得以继续学业，只是这位留学生最终还是提早退学回国了。
本来以为留学生楼门口有值班室，会很安全，但也发生过盗窃事件。1980年4月23日下午，就在25楼205室的南斯拉夫同学下楼打开水的五六分钟内，一个窃贼窜入，偷走了她的手表、钱包和眼镜。住在对门的张继凌，正好看到了这个女贼坦然坐在房间里的情形。而此人在得手前，先已敲过几个房门，借口找人，寻找作案机会。最终，窃贼还是被抓住了，原因就是她太贪心，一次成功，居然再来尝试。这回又被张继凌撞见，自然不会让她再遁逃。此事的后果，固然是大家从此提高警惕，随手锁门；但由于门房师傅当时在聊天， 没有注意到女贼的出入，给了她可乘之机，于 是，加强门卫检查也顺势而生。
【文化冲击】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人和外国人接触还是有禁忌的。虽然对我们来说， 和留学生交往已经成为生活常态，但所有进入25、26楼的人都要详细登记。登记的后果有时会很麻烦。刘德联就抱怨过：他的一位朋友曾很生气地告诉他，说“被领导找去谈话，问和北大的外国人有什么关系”。吴北玲也曾备感忧虑地提到，北大有人去她的男朋友孙立哲的单位调查，弄得孙立哲都不敢到北大来了。这都是因为两人在留学生楼陪住惹的祸。而外国学生如果和中国学生来往多了，留办也会很紧张。刘德联的芬兰同屋汉努参加了学校的自行车协会，常和中国学生一起活动。留办也把刘德联叫去，问他的同屋常和什么人联系等等（刘德联《陪住二三事》，《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不过，让留办没有料到的是，本来希望隔绝的接触，反而因为陪住同学的入住而更深入。
出于学习英语的考虑，同屋是美国人为此提供了便利，陪住期间，我也看过一些英文小说，比如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简易读本，赛珍珠的《大地》等，印象最深也最喜欢的是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一边翻查字典，一边设想这些适用于动物的生动词语如何在中文里找到恰当的对译词，我当时的判断是不可能完美，因而很庆幸我读了原文。
在此之外，为了方便我的阅读，安娜也从美国使馆借来过很多中英对照的读物，她看英文部分，我看中文。如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费滋杰罗的《大亨小传》，亨利•詹姆斯的《黛丝•密勒》等。这些书基本都出自香港今日世界岀版社，现在大家已很清楚，该社为美国新闻处的文宣机构。而凡是在中国教英语的美国人，都可以向大使馆申请得到其赠书。安娜就因此收到过一大箱图书，包括马库斯•坎利夫的《美国的文学》上下册、康马杰编辑的《美国历史文献选萃》《今日世界》杂志社编印的《美国大学介绍》，这几本书至今仍在我家的书架上。
在平日的接触中，留学生也经常会提出和我们惯常的思路不同的见解，让我茅塞顿开。看过意大利留学生尼克莱达主演的电影《不是为了爱情》，我表示不喜欢那个“四•五”英雄，他没权利因为受难就要求补偿。而美国留学生柯珮娜（她是安娜的好朋友）最不满意的是：“怎么可以由两个男人商量决定谁应该要她，而不问问那个女孩的意见！”她认为，应该是那个女孩爱谁，谁才可以得到她。由此抉发出影片不自觉带有的男性中心意识。
不过，有些观念我还是无法接受。比如安娜讲到她姐姐因为每周要坐飞机去上课，花销太大，向她借钱，还要付利息。我表示不理解。安娜觉得这很正常，她姐姐也满意，因为借她的钱，利息比银行低。
而对我冲击最大的应该是留学生之间发生的婚恋故事。其实，刚从"文革”中走出，说到与“性”相关的话题，我还是羞于启齿。为了给我启蒙，柯珮娜和安娜曾经找了一本英文书，让我看其中表现怀孕过程的大量图片。在这样蒙昧的背景下，我住进了留学生楼。
应该与置身异国、多少会感觉孤单有关，交男女朋友在这里是常态。有些只是临时性的，犹如今日所谓“抱团取暖”；但也有很多留学生是认真的，终结良缘。其中最著名的是木村英树与佐佐木蓉这一对。1999年，我被学校派去东京大学文学部教书时，又和木村教授成了同事，真是有缘。也是陪住后我才知道，海外华人社会有些也很保守。我听来自德国的俞明珠与俞明宝姐妹抱怨过，在德国时， 华裔男生、女生即使有婚约，也不能牵手在街上走，否则会挨骂的。
我的第一位同屋黎蔚如有一个苏丹男朋友，她是认真的，回国后，还准备到苏丹去订婚。最终止步于直布罗陀海峡，她朝着苏丹方向痛哭了一通，还是折返回国。毕竟， 要在苏丹生活一辈子，这个决心很难下。和非洲学生谈恋爱，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很稀奇，总觉得肤色是个很大的障碍。但后来发现，这并非个别现象。当然，比较而言，被接受的非洲学生基本都来自北非，他们的栗色皮肤是许多留学生审美中的极致。那时， 经常可以看到欧美学生趴在阳台或校园的草坪上暴晒，希望肤色能变深。
不过，我所知道的与非洲学生的恋爱都没有结果，除了自身的原因，父母的反对也是巨大阻力。而父母干涉的情况多半出自华人或日本家庭，欧美学生的自主性会更强。
而我所亲历的中外学生联姻，最早是在1980年5月，加拿大留学生马梅兰与北大学生小朱结婚。两人去海淀区政府领了结婚证，包括我的同屋在内的几位留学生一起送了贺礼。7月马梅兰回国，小朱也随之转去加拿大上大学。我的同学杨柳对此事的评论是：“我不相信什么爱情的力量。”我也认为，马梅兰做事很有主见，而小朱则可能有別的用心。这也反映出我们当时的偏见。
【文娱活动］
在留学生楼陪住的一个好处是，可以观赏很多文艺演岀。一般情况下，留办每周都会组织留学生看一场电影或一出戏剧。电影票通常也发给陪住生，戏票因比较贵，往往只限于外国学生。不过，很多留学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观看，把票转给了同屋，或请其他不去的朋友领出票来转让，这样，我们的机会仍然很多。
除了影院与剧场，留学生楼里的电视房也是我们经常流连的地方。根据我的日记，陪住期间，我确实是电视房的常客，只要没外出，几乎都会在那里岀现。以致安娜认为我不用功学习，不是看杂志，就是看电影，并称我为“movie fan”。现在“fan” （粉丝）这个词已经很流行，而当初我也承认安娜说的是事实。
这里仅以1980年1月的日记为样本，呈现我的观影（剧）情况。需要说明，在此期间， 我还要准备哲学、古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三门考试，已经减少了观看次数；而且因为天冷，一些留学生在房间里用电炉取暖，25楼多次停电：
1日（周二）：在家看电视，国产片《小字辈》。
2日（周三）：在家看电视，国产片《秋翁遇仙记》、电视剧《在漩涡中》。
4日（周五）：晚上不断停电。
5日（周六）：在电视房，看美国电视连续剧《从大西洋底来的人》。
6日（周日）：在电视房，看国产片《山乡风云》。
8日（周二）：去青艺剧场看话剧《猜一猜谁来吃晚餐》。
9日（周三）：本想看卓别林的电影《寻子遇仙记》与《悠闲阶级》，没买到票。
12日（周六）：回家看电视，《从大西洋底来的人》第二集。
13日（周日）：在家看电视，长春话剧团演出的《救救她》。
14日（周一）：回校，晚上停电。
15日（周二）：在电视房，看国产片《风云儿女》。
17日（周四）：哲学考试，晚上停电。
19日（周六）：在电视房，看《从大西洋底来的人》第三集。
20日（周日）：中午去民族文化宫，看香港影片《侠骨丹心》。
22日（周二）：在电视房，看国产片《春雨潇潇》、京剧《打渔杀家》。
26日（周六）：在电视房，看《从大西洋底来的人》第四集。
28日（周一）：古代文学史考试。
30日（周三）：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看话剧《西出阳关》。
31日（周四）：晚上不断停电。
总计在这一个月里，我看了6部电影、5集电视剧、4场戏剧。与此同时，还有学滑冰、打牌、整理邮票等，也占用了不少时间。显 然，相比其他没来陪住的同学，我们有了更多接触最新影视作品的机会。
此外，有些电影或戏剧演岀是自己购票或留学生招待的。印象最深的是日本留学生木田知生邀请我和宋红、木村、佐佐木一起，到前门观看京剧《赵氏孤儿》。不仅戏剧情节动人，扮演程婴的马长礼无论唱作，也都格外精彩（1979年12月5日日记）。观赏京剧《谢瑶环》也是沾了木村与木田的光，他们买了票又不想去，送给了我和宋红。这场戏演员阵容整齐，杜近芳与叶少兰分饰两位主角，赢得了满堂掌声（同上12月24日日记）。
陪住期间，我还有混入友谊宾馆看电影的经历。说是“混入”，是因为友谊宾馆的电影馆主要对住在里面的房客或外面的外国人开放；如果是中国人，也应与住宿者熟识。我和安娜、柯珮娜曾一起夫看过美国电影《蝙蝠》，因电影票不卖给中国人，于是先由纯粹西方人模样的柯珮娜进去买票，我和安娜在门口纠缠了许久，与里面一位朋友通了电话，才得以登记进入（1980年4月25日日记）。可见那时为了看电影，我有多疯狂。
安娜的姐姐学的是钢琴伴奏，姐夫是著名的黑管演奏家，多次来中央音乐学院讲学。 她的舅舅当时也在中央乐团拉小提琴。在这样的环境里，安娜成为西方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原很自然。她有一台录音机和很多音乐磁带，所以我们房间里总是充盈着交响乐或芭蕾舞的旋律。我也是第一次从她那里听到了琉特（lute）这种古老乐器的演奏，虽然音声单调，我还是觉得非常新奇，以致至今不忘。
也是在留学生楼，我初次接触了境外的流行歌曲。最先听到的是黎蔚如带来的两盒磁带，现在只记得其中有欧阳菲菲与凤飞飞的演唱。由于听惯了高亢、刚健的歌曲，初听这些“靡靡之音”时，还真有一点生理上的排斥。 当然，听久了才觉出好来。同学中倒不乏先知先觉者，1979年，我就为同学李彤转录过欧阳菲菲与凤飞飞、为龚玉转录过邓丽君的歌。当时，这几位歌手风头正健，我们欣赏的节律可以说与海外同步。
留办在春秋两季也会组织春游和秋游。 如1979年深秋去香山，1980年春去密云水库和鹿皮关，我都参加了，相册中也留下了这两次出游的照片。
1980年春，北京鹿皮关，北大陪住同学和美国留学生费能文合影
【后续影响】
1981年暑假后，留学生们搬进了刚盖好的勺园新楼，陪住同学也一并迁往。不过，随着留学人数的增多，勺园的房间也越来越紧张。大致以1982级为界，也即是说，从1983年开始，不再为留学生安排新的中国同屋，陪住制度终止了。
同时，学校1981年3月也决定外事处与留办分离（《北京大学纪事》下册），意味着留学生管理回归教育本体，就此看来，陪住的结束倒是体现了对外开放的日益深入，是值得肯定的进步。
今日回顾，在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正在兴起，而“文革”禁锢尚未完全打破的时代，到留学生楼陪住的经历，已经成为我的大学生活中最难忘怀的记忆。而对于许多人，这份影响甚至会伴随一生。我们班同学集体编写过一本《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 其中有三篇半（刘德联、高小刚、张继凌三文加上郭小聪的一节）以陪住为话题。许多同学也将这份同屋友谊保持至今，如张继凌三十多年来，一直信守当初为欧凯妮修改中文日记的承诺（《一个承诺，一份坚持》，《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
79级同学刘一之与王友琴的日本同屋矢野贺子也是几十年的挚友，至今两人还同在日本一所高校任教。最有名的例子当属76级学生、著名诗人企业家黄怒波，他在留学生楼陪住过一位冰岛学生，此人的夫人后来做到冰岛外交部长。在冰岛出现经济危机时，出于同屋友情，黄怒波曾捐资一百万美金，成立了 “中冰诗歌基金”，举办“中冰诗歌节”。2011年，黄怒波在冰岛买地，又一度成为热点新闻。而这一切都缘起于陪住。 总而言之，陪住对我的意义是实在地打开了外部世界的窗口，让我切身感受到别种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的存在。因而，我很庆幸自己有此一段经历。
陈平原、夏晓虹夫妇
延伸阅读
陪住二三事
作者：刘德联
读高小刚《陪住》一文，颇有感触。咱班陪住的同学中，好像我陪住时间是最长的，先是和一位意大利的留学生坚卡尔罗一起住了一年，后来又当了芬兰汉努的同屋。小刚文中所提的一些事，勾起我对当年陪住生活的一些记忆，现在想起来，有的让人觉得可笑，有的让人觉得可悲，有的让人觉得哭笑不得。记录下来让大家共享吧。
什么是外交？
如小刚文中所述，当时留办对陪住学生的管理还是很严格的。那时如果有人到二十六楼找我，要进行详细的登记，以后竟会有人到访问者的单位调查。我的一位朋友就很生气地告诉我，说被领导找去谈话，问和北大的外国人有什么关系。吴北玲也曾备感忧郁地说，北大有人去孙立哲的单位调查，弄得立哲都不敢到北大来了。
我的同屋汉努曾经参加了北大的自行车协会，常和中国同学接触。我也因此曾被叫到留办，被问到同样的问题，诸如“你的同屋常和什么人联系？”等问题，我自然回答不知道了，于是受到一番“外事无小事”之类的“教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下面这句话：“你们也算是搞外交的。什么是外交？外交，外交，就是互相欺骗！”
蚊子怎么只叮我？
夏天的时候，房间里没有电扇，更别说空调了，开窗户吧，蚊子就会从窗缝中钻进来，无情地吸吮我们的鲜血。每天早上醒来，总会发现身上有新的蚊子啮噬的痕迹。
天天如此，我们也就司空见惯了。可是有一天，小聪忿忿不平地对我们说：你说这蚊子是不是欺负人？每天总是叮我，怎么从来不叮我的同屋？
我们帮他分析原因。最后的结论是：你的同屋浑身是毛，蚊子没有下脚之地。而你，细皮嫩肉的，蚊子不叮你叮谁？
你们很喜欢看这本书？
那年古代文学课学到明清小说，讲到《金瓶梅》，那时市面上根本买不到这部小说，图书馆里只有那么几本经过删节的，也早被大家抢借一空了。这时我们突然有个“重大发现”，小刚的同屋是研究明清小说的，他手里有一本台湾出版的《金瓶梅》，还是未删节的！
于是我们轮流传看，为了让下一位同学早点看到，我们常常手捧着这厚厚的书，看得废寝忘食。不时还有同学来我的房间催促：“看完没有？”
我的同屋也是学文学的，对《金瓶梅》也略知一二，曾坏笑着对我说：“你们很喜欢看这本书？”
我不看你！
刘志达的同屋老费，小刚的文章里已经介绍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志达给我们讲的一个故事。
说有一天，老费的女友到宿舍来找费能文，老费洗澡去了，他的女友就和刘志达聊了起来。正聊得热闹的时候，老费洗澡回来了，身上只裹着一条浴巾，看到房间里有女士拜访，竟愣在门口，不知该进该退。
他的女友谈兴正浓，一点也没有回避的意思，继续刚才的谈话。后来她见老费还在门口站着，就笑着说：“你换衣服吧，我不看你！”
那是厕所！
那时电视还是个稀罕玩意儿，很多中国学生的宿舍楼里都没有电视。留学生楼里有个电视室，每天晚上都有不少人挤在电视室里面看电视，遇到有好节目的时候更是这样。一些中国学生也想到留学生楼蹭电视看，不过能走过二十六楼门房这道坎儿并不容易。
记得有一次，一位中国学生到二十六楼来，门房紧盯着他问：“你找谁？”那位学生说出了一个房间号，谁知道门房立刻生气了，二话没说就把那位学生轰出去了。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是厕所！”
原载《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
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
北大中文系办公楼(五院)
一个承诺 一份坚持
作者：张继凌
那次，和老同学聊天，谈到我和当年在北大陪住的留学生欧凯妮仍旧保持着通信，大家都惊讶万分。自己似乎没觉得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过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欧凯妮定期写信过来，信不长，却会夹着厚厚的一叠中文日记，我读信、写回信、修改她的日记……从当年延续下来的很简单的坚持，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不过，此时回头一望，发现这个习惯已经伴随了我整整三十年。
三十年的时光，可以湮没太多美好的回忆。可是和欧凯妮之间相处的回忆，因着这不间断的来往，得以清晰地保存下来，甚至，历久弥新。
那是1979年，寒假一过，就听同学们说，新学期开学后，要有一批同学去陪住留学生。本来我是没有什么想法的，因为按惯例这种事情会安排给家在北京的同学们——他们毕竟更方便些。孰料，开学没几天，老师召集我们十几个同学开会，由留学生办公室的负责人介绍陪住留学生的注意事项，随后就开始分配名单。我陪住一个从美国来进修中文的博士生。
第一次见面是在留学生宿舍，这位博士生给我的印象不错：高高的个子，白皙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秀气、甜美、文静。我还在考虑是否该放慢语速做自我介绍时，她开始用普通话做起了自我介绍：“我来自美国丹佛杨百翰大学，中文名叫欧凯妮。”听她讲中文，我略略吃惊：她语速虽然慢，但是语音很标准，也很好听。看上去这是一个内向而文静的女孩子。我暗暗心喜。
慢慢地相熟起来，我了解到，欧凯妮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要读一会儿《圣经》；每个星期日，她都要到东单米市大街的教堂去做礼拜。虽然我不信这些，但看到她虔诚的样子，总觉得心灵也得到了净化。
欧凯妮性情平和，很少生气。不过有那么一次，她做完礼拜回校，满脸通红，气愤地告诉我，在公共汽车上她的钱包被小偷偷走了。我赶紧问她丢了多少钱、有没有证件，她说没有多少钱，只是不能理解社会上为何有这种小偷。我告诉她，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以后坐车要放好贵重物品、提高警惕。她认真地听我讲，慢慢平静下来，后来每次出门都格外小心，倒是再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别看欧凯妮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为人处事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知这和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是不是有关系。一次，我从浙江老家带了一些土特产让她尝鲜，其中，有几个包着糠皮的皮蛋，当我剥掉外壳，亮出里面透出松花的皮蛋让她品尝时，她大呼小叫，说味道太怪了，不想再尝了。
我看着其余几个未剥皮的皮蛋，对她说，没关系，你不喜欢吃，我和其他同学吃。谁知她听完我的话，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张，你们孔夫子不是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么？那么，我不喜欢就不要再给别人了。”我又无奈又想笑，本想给她做解释，但看她满脸认真的样子，只好将剩余皮蛋扔到垃圾桶里。
欧凯妮学习非常刻苦，除了上课、吃饭、散步，其余时间都在学习。她做的博士论文，就连我们学中文的都觉得十分冷门儿，是关于三国中关公的长子关云索的考证。尽管这方面的资料很有限，但她却研究得津津有味。每到周末，留学生办公室都会组织留学生外出看演出，但她很少参加，而只将演出票转给我。她说她现在中文还不够好，看不懂演出，还不如在宿舍学习。听了她的话，我对她更添了一份敬意。
为了尽快提高中文水平，我和欧凯妮约定，我们各自用中、英文写日记，然后再相互修改。为了这个约定，她一直坚持写了三十年，而我则因为学习工作忙等原因没有坚持下去——想来实在汗颜。
不过我一直遵守着承诺，为她修改了三十年的日记。
每次，她的来信都简短地写着她家的近况还有对我和我家庭的问候与祝福，而其中少至十几则、多达三四十则的日记，则记录了她的工作、生活、家庭方方面面的情况。我会认真地修改日记里面的错别字，会在非常地道的句子下面加上“写的太好了”或在句子下面画上圆圈——直到今日，这位远离中国几十年的美国人还能将一些语句运用得相当娴熟，着实令人叹服。当然，有些句子我要琢磨半天，只怕误解了她的原意。有时我甚至会动用家人一起来猜猜看，然后将日记改得通顺流畅。
等待欧凯妮的日记到来，了解她的生活，修改句法文法——这几乎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种乐趣。一封封信件、一篇篇日记，构成了我们三十年的生活轨迹。而从她的来信和日记中，我看到了一位美国知识妇女抚养老人、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等成长的全景图，感悟到人生的真谛。
欧凯妮笃信基督教。从她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当她碰到不顺心的事情时，总是能够在《圣经》中找到打开心灵之锁的钥匙。而深深打动我的，还有她所记录的其父母濡沫以共,生死不离的经历：她的母亲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症，到了后期连老伴都不认识了，只能送进养老院。但是，她的父亲不弃不离，每天都要到养老院去照看她，为她喂饭、洗脸、做清洁，十多年如一日，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母亲去世后不久，她父亲似乎也受到来自天堂的召唤，去继续陪伴老伴了。欧凯妮的文字总是淡淡的，记录这些事情也似乎很平静，但是这浅淡的文字背后的浓烈感情，每每读到都令我动容。
欧凯妮有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算得上兴趣与谋生完美结合。她回国后，在犹他洲盐湖城一所知名大学的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这份工作收入不高，也没有多少权力，但是，欧凯妮觉得可以在工作的同时，继续研究自己心爱的中国古典文学，非常满意。她在2008年9月11日至15日的日记中写到：乘飞机到外地的一所大学，参加亚洲学科的会议，有收获；有空时，在校园里走走，很舒服。或许正是因为这份“舒服”，她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十年，虽然她至今还是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而且再没有来过中国，但是，她的中国情结却始终如一。
欧凯妮的家庭和睦而温馨，她对于家庭的爱总是流溢于文字之中。她的先生是位机械工程博士，毕业后到一家工厂工作。没有想到的是这家工厂破产了，他也失业了。有一段时间，他只好靠开车谋生；后来，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家庭中发生这么重大的事件，在欧凯妮的日记中没有留下恐惧抱怨、惶恐不安的痕迹，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相反，我从她的日记中经常看到她为家庭幸福生活忙碌不停的身影：春天，她和家人一起在院子种植瓜果：夏天，她和家人一起，驾车到各个森林公园旅游、露营；秋天，她和家人一起，采摘院子里的苹果，然后有的切片晒干，有的做苹果汁，忙得不亦乐乎。制作西红柿酱更是她和家人的保留节目，常年不懈。
她的两个儿子也是她日记的一个重点。现在，欧凯妮的大儿子已经大学二年级了，“个子比他父亲还高”，小儿子刚上高中，还参加了管乐队行进比赛。前段时间，小儿子所在的学校代表队经过激烈竞争，取得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乐得欧凯妮大书特书，记录下小儿子成长过程中的辉煌战果。哦，还有她家那条已经故去的漂亮的大黑狗，那可是她家的一个重要成员呢！欧凯妮很为大黑的去世伤感，她们一家人还为狗举行了葬礼，并重新收养了一只小狗。
欧凯妮一直用铅笔写日记，浅浅的字看上去有些平淡，但三十年的“浅淡”却勾勒出了这位美国朋友多彩的生活画卷和她有些内敛却无比丰富的感情。
我和欧凯妮自从北大一别后，再未曾见面，仅是鸿雁传书——欧凯妮对我这位中国朋友还是很帮忙的。1987年2月，我先生第一次去香港开会。那时算因公出境，有一大一小免税商品的购物指标。在朋友、亲属的帮助下，我先生凑够了买大件录像机的外汇，买小件的美元却没有着落。当时规定：出境人员必须从境外带回外汇才能购买大件；中国公民不能接收境外外汇汇款，只能收到强制结汇的、按官方汇率计算的等值人民币。在万般无奈下，我只好向欧凯妮借了75美元，并请她帮忙，把这笔钱汇到我先生的姐姐的同学在香港的朋友处，我先生到香港后再去取出来。经过这么复杂的运作，我们终于用这75美元和小件指标，购买了一台电子琴。这台电子琴在几年之后成为我女儿的启蒙乐器，帮助我女儿敲开了钢琴9级的晋级之门。
我们不光“鸿雁传书”，还一直礼尚往来——每年互赠礼物。记得刚开始，欧凯妮的礼品让我和家人感到新奇，渐渐地，我们的礼品开始令她惊喜。这种礼物的变化，或许折射出中美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变化，更让我们共同分享着生活的真谛——正如一首歌曲中的唱词：“只有那平平淡淡才是真！”
弹指一挥间，三十年已成历史，但我和欧凯妮的约定远未结束，我们还将有下一个三十年，直至永远！
原载《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
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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